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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志华(拉巴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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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关于我

龚志华(拉巴公),男,70后出生,一个从农村走入城市的企业职工,一不小心喜欢上了文学,又一不小心成了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1997年开始文学创作,此后经常有小文见诸于各级报端。没什么名气,不认识几个所谓圈子里的人。一直将文学作为一种爱好,我行我索,特立独行。有人戏称才子,其实到底有几斤几两,别人和自己心里都有数。最喜欢的一句格言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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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十年  

2010-02-21 17:16:07|  分类: 记录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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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从《作家天地》纪念建国60周年特辑中拜读了青年作家沈念的一篇文章《十年梦》。文章真实地记录了他曾经在一所厂子弟学校的经历和感受。读后忽然感到有些难过,不是因为作家沈念在过去的十年里生活状况如此“落后”,而是因为现在像他一样的人还有很多。那些心中怀揣美丽理想的人,比如山村教师,比如煤矿工人,还有很多这样的人依然工作并生活于落后的地方。他们的美丽梦想,是因日复一日的社会发展变化驱使他们不断地向往“精彩的外界”,天天都想着有鲤鱼跳龙门的一天。可现实是要多难就有多难,能像作家沈念一样跳出龙门的人实属不多。人生只有不多的几个十年,四十岁前,如果你还没有从一个地方跳到另一个地方,或者没有从低处跳到高处,那在以后可能就没什么大的希望了。所以说,对于人生,最重要的那个十年是短暂的,二十多岁到三十多岁,这个十年是人生的黄金阶段,也是人生最主要的变化时期。错过了这阶段,就很难前进。当然,行行出状元,坚守和执着,也同样可以成就一番事业。

今天想写这篇文章,是由于我曾经和作家沈念一样在一个环境闭塞的厂矿企业连续工作了十年,与他还相似的是,我也在子弟学校当个教师。因为相同的经历,所以觉得有话要说。

人生是一盘谁也难以预料的棋,1996年12月,我走进了湘中某集团公司的一下属分公司,从那时起,我先后在生产车间、办公室、子弟学校讲台上干过。整整十年,我很少出入于职工宿舍,而是租住在工厂附近的一间民居里。为什么要这样?一是当年我的父亲给我留下了一些“遗产”——供于私人做饭菜的炊具、床及一些简单的其他家俱。当然更主要的是我这人喜欢独处,不愿意和那些志不同道不合的人过多来往。另外,我选择租民房的另一个目的,就是让自己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我的文学爱好,而不至于被不三不四的人打扰。那时,我似乎对诗歌特别热爱,基于高中和大学时写过一些有感而发的“作品”(至今还有保存),再通过阅读一些诗歌刊物,到1997年,我的“创作”迈出了可喜的一步。那年集团公司办的厂刊发表了我的一首诗,此外,还有一份小报在刊头也发表了我的一篇短文,再就是参加的几次征文作品也得以结集出版。那时,我并不以为文学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或者能决定一个人的前途。我只是想着要写、要看,也有让作品发表的欲望。

在那个我工作和生活过整整十年的地方,对于工作我并是优秀者之一,虽然我并不懒散。或者源于性格内向与木纳,我的交往圈子很狭小,记得那时经常有些来往的人中有一个叫玉兵的家伙,他是中专毕业分配来的,与我同姓。他不喜欢文学,但他家里有一本《海子、骆一禾作品集》,有一次我到他家玩,发现这本书后便向他借阅,只是这本书至今还静静地躺在我的书柜里。到1999年年,玉兵由于受不了那个落后环境,便主动辞职去了外边,不知他后来是否发达了,关于他的情况至今依然停留在当年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的一些记忆片断,现在更是无从打听他的消息。除了玉兵,与我经常交往的人还有几个女孩子,也都是中专毕业后分配进来的。除此便无值得一提的人。可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那个偏避落后的乡镇附近的厂矿之地,实在难以找到与我类似的所谓的文学爱好者,而我却是最不识时务的一个,那时我常常会感到很孤独。我作为文学爱好者,关于我的名声在厂矿可谓大名鼎鼎,但在那里,我的文学并没有给我带来多少可喜的命运变化。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一个人龟隐于那个一楼是厕所,二楼阴暗而常有异味扑鼻的房子内,没有徜徉于林间小道的浪漫,没有怡然于公园里的放松,郁闷、惆怅和种种愁绪,让我度过了一年又一年。

我不知道坚守后的结果是什么,也不知道我在那里是否会有将延续一辈子。关于对文学的思索,关于对人生对命运的思考,我是有过很多的。但是,每月400多元的工资,对于我这个生命力相当旺盛的男人来说是长期以来制约我的一道高高的坎。为了生活,我不能专程坐车到县城或者到市内书店买想要看的书籍。那时,整整十年,我读过的只有自己忍痛花钱订阅的几份杂志,另外,我光顾得最多的是离厂区四华里左右的某机械厂街边的书摊,我每花2元钱买回来的那些破旧书籍,至今还放置于我的书柜之中。

庆幸于我一直没有放弃对文学的追求,庆幸于我一直以来的坚守与忍耐。选择文学作为自己的爱好,只有我自己知道其中的辛酸苦辣。我常常为自己发表一篇新作而感到快乐和满足。记得1999年有一次我在《中国冶金报》副刊发表了一篇散文诗,那是我专门为进入新世纪写的一篇散文诗。我看到样报后,我第一次告诉车间主任我在《中国冶金报》发表了文章。车间主任是一位当过子弟学校体育老师的人,他对我的作品看了又看,然而吩咐财务发给我100元的奖励。这是一次使我永生难忘的奖励。车间主任后来于2003年因病英年早逝,至今我经常怀念他。

我在那个厂矿企业有默默无闻的追求,也有过缠绵的爱情故事。那是一段没有结果的爱情经历,姑娘姓王,是厂区附近不远村子里的,经老乡介绍并认识。她一直在深圳某地打工,我们认识不久后便通过书信往来建立了恋爱关系。从1999年到2001年,我为她写过很多情意绵绵的信,她也给我写,觉得那时恋爱是美丽的,我们想过结婚成家。可是,基于前面提到的我400多元的工资收入,对于我和她成家或许只是一个更加美丽的泡影。后来,我们分手了,她选择了深圳本地的一个对象,我呢,流下男子汉宝贵的一次眼泪后,不欠后被爱神再次用箭射中了我这个一无所有的人。2002年底,我也成家了。

如果说工作是我在那个厂矿的基石,那么,文学便是我在那个厂矿里的主题。我努力地思考和调整文学思路,我的名字,经常在厂报厂刊上亮相。也不时有好消息从远方送来。虽然至今我的创作成绩不值一谈,但我必须感谢文学,感谢那些欣赏我作品的报社、杂志社的老师们。今天,我有一张黑色封面的省作协发的作家证,只是相对于被人誉称为“文学湘军少将”的沈念而言,我觉得无法与他相比。他的十年和我的十年,有过相似的经历,却没有相同的结果。

还好,2005年,我携妻带子告别了那个闭塞的地方,凭实力调进了座落于市区内的集团公司另一家子公司。环境改变了,心情改变,生活改变了,命运改变了。但对于在那个厂矿的经历,至今让我经常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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